她在所提交的《论南宋陷金遗民的差异化书写》一文中指出-讲座新闻稿-石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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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政治-她在所提交的《论南宋陷金遗民的差异化书写》一文中指出-石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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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翔庭审落泪

江漢大學盛莉副教授所留意的是《太平廣記》中所體現出的宋初士人對於佛教知識的接納。她的論文《宋初小說視域下的僧史系統:〈太平廣記〉「異僧」類研究》指出,小說是宋初文人知識結構中的一部分,《太平廣記》中新設的「異僧」類反映了宋初官方文人對佛教人物的選擇喜好以及知識傾向;在引用文獻方面,表現為對佛教僧史經典《高僧傳》的重新解讀,同時在尊奉《高僧傳》為僧史經典的前提下,強化了僧人的神異事迹——「異僧」類所錄人物均是具有神跡的僧人,構建了一部小說視域下的佛教神通僧史。這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了佛教和本土文化的融合。

十、景觀書寫中的精神世界近年來,學界對蘇轍的關注逐漸增多。武漢大學程磊老師《論蘇轍山水詩》一文就試圖揭示蘇轍山水詩中的文化意蘊。文章重點考察了蘇轍山水詩豐富多樣的表現形態:宦遊山水表現仕途之倦累與無奈,借山水樂賞化解行役煩勞、平衡情理衝突、補償家園失落;與蘇軾的山水唱和成為聯結兄弟情誼、表達田園歸思、感慨命運浮沉的重要方式,有着契合一致的生命體驗與價值追詢;懸擬的山水詩體式則反映出士人借山水解決仕隱矛盾的深沉焦慮感。亭園構成了士人吏隱生活中寄託山水意趣的重要載體,景觀營造與交遊樂賞使士人宦遊中的身心安頓有了現實的依託,並與心性的養煉、人格的挺立溝通起來,開掘了幽深的精神境界。

杭州師範大學林航教授《遼代公主嫁儀圖景——庫倫1號遼墓墓道壁畫釋義新解》結合史料記載和其他圖像材料,通過對庫倫1號遼墓墓道兩壁壁畫所繪車輛、旗鼓、人物、方斗等細節內容進行分析,認為壁畫所展現的並非「出行圖」和「歸來圖」,而是遼代公主嫁儀的部分圖景;另據該墓所處之地——蕭氏后族聚居之地,且為越國公主頭下私城懿州所轄——可斷定墓葬主人為建立懿州的耶律槊古和蕭孝忠。

六、政治傾向的多元申說華中師範大學羅昌繁副教授提交的《北宋中晚期石刻題識的「常」與「變」——以黨爭為背景的考察》一文,除梳理石刻題識的一般形態外,亦論及黨爭對其所產生的影響。北宋中期,士大夫的身份認同與題刻頻率呈現相關性,文人型、官僚型士大夫、武將的題刻行為各有面相,大致可分為恣情遊玩的常題與公事閑暇的偶題兩種風致,其代表了古人石刻題識的常態。但至北宋晚期,黨爭態勢、流貶措施一定程度上既促進又制約了士大夫們的遊玩心性與題刻行為。尤其到崇寧黨禁時期,被列入黨籍的士大夫普遍懼題,造成了此時黨人石刻題識大量缺席的情形。此為北宋晚期石刻題識之「變」。

成都師範學院董春林教授《依水鄰海,或遊走混雜——宋代廣南西路的生界》一文關注的是西南地區的邊疆問題。文章認為,宋代廣南西路的生界大致依水為界,集中分佈在王江沿岸王口寨至安口寨段,小環江偏西北與荔波峒相接區域,以及右江以南、左江以西區域,以黎母山為中心的海南黎峒地區。生界地區的熟化最初是在宋王朝主觀拓邊及區域治理視角下完成,此種熟化並不徹底;生蠻往往在內擾失敗后得到宋王朝的政治撫慰,生界名義上被王化,但其歸化后並不穩定。一方面,生蠻活動區域不斷向省地方向擴展,與此同時生界區位得以不斷細化和獨立化;另一方面,生界面臨嚴重的熟化現象,省地與羈縻州縣似難分伯仲。宋代廣南西路生界區位的發展尚存不平衡性:對於處於腹地或外患較少的地區,宋王朝採取積極收復政策;對於藩籬重地,則廣泛推行羈縻州縣制。

五、禮儀與空間中的多重內涵華中師範大學陳燕妮副教授《融合與超越:北宋相國寺宗教與世俗關係之探究》一文,從政治、商業和藝術三個層面,以文學文本為依據,試圖釐清北宋東京相國寺的世俗性和宗教性。在政治層面,作為擔負鎮護功能的皇家寺院,相國寺較好地融合了世俗性與宗教性。在商業層面,相國寺既是市肆場所,也是信息流通之處。在藝術層面,相國寺中的諸多壁畫和雕塑更多地展示了該寺院的宗教屬性。可以說,地處都城的相國寺一面與世俗生活最大限度地融合,一面又極力從城市世俗中突圍,于商業交易和日常生活中強調宗教教義,令都人在感受繁華的同時,也獲得心靈的超越與向宗教趨近皈依之感。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羅宇晴博士《淺談宋代「私人」青詞》一文立足於「公共」和「私人」兩種寫作維度,觀照十世紀開始出現的青詞寫作「私人化」傾向。士大夫于個人生活中創作的青詞在保持宗教性的同時,發展出了多種新功能。相對而言,「私人」青詞程序化較低且語言風格不一。同時,士人私人青詞創作的熱潮又引起了道團的負面響應,這側面反映了宗教文本在宋代的「俗化」。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地方精英在創作部分私人青詞的過程中也起到了緩解民間焦慮的作用。正是上述因素促成了十世紀青詞創作私人化、地方化轉型。

西湖在唐宋文人的心目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杭州師範大學劉婷婷副教授以江湖詩人的西湖書寫作為研討對象。她在《隱逸之濱與留寓之居——南宋江湖詩人的西湖書寫與西湖意象的雙重建構》一文中寫道,杭州西湖以其湖城一體的獨特形態迎合和承載了南宋江湖詩人「行藏兩無策」的生存狀態和「夜夜推敲學苦吟」的文學理想,從而留下了大量西湖詩歌;江湖詩人視西湖為隱逸之濱和流寓之居,構建了一個清苦、孤寒又不乏意趣的平民西湖、貧士西湖。江湖詩人的西湖書寫是其生命體驗的投射,是西湖「游者無愚賢」「深淺隨所得」的雅俗共賞包容品質的直接體現。文章同時指出,藉以對江湖詩人的西湖詩歌的考察,可以透視出自唐宋至元明清「西湖」逐漸演變成文學中一個多維的、具有濃厚地域特徵的意象,而南宋江湖詩人的西湖書寫和西湖意象的建構是這一動態過程的重要環節。

揚州大學王旭副教授《論宋代的鎮志》一文認為,宋代的鎮志主要有《澉水志》、《烏青記》、《烏青拾遺》和《青龍志》數種。從中可發現宋代鎮志編纂過程中所呈現的三個特點:官民合作、模仿州郡縣方誌體例、摻雜了較多作者的主觀意圖。宋代鎮志的出現,還與彼時皇權下縣、市鎮認同的提升以及市鎮大姓家族的刻意建構有着密切的關聯。

七、文體與文化的交互法國法蘭西公學院戎恆穎老師側重從考場律詩、律賦、策論等原始文獻的勾稽與細讀出發,考察科場文章的寫作範式及話語方式。其論文《北宋科舉考試與古文運動再探——以嘉祐二年省試答卷為中心》強調,嘉祐二年的「文風」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文學風格(style),而是一種表達的模式;而文獻中有關蘇軾策論「何須出處」的三種不同記載,則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試卷中的「用典」並不是為了考察士子所記誦的古典知識,而是評估其諷諫的技能。

十一、文獻的生成與譜系的建構

華中師範大學林岩教授發表的《宋季詩歌中的「邊緣人」:江湖術士、伎藝之徒與市井商人——以科舉高第士人的詩文題贈為中心》一文,以科舉高第士人的題贈詩文為中心,探究宋季詩歌中的術士、伎藝之徒與商人等「邊緣人」;認為宋代科舉的激烈競爭,加速了社會流動,促使下行流動的士人不得不在職業選擇上趨於多元化,塾師、相士、算命先生、風水先生、畫師、書商等等,都成為士人的擇業選項,由此也模糊了士人的身份界線。「邊緣人」與狀元等科舉高第者的詩歌往還,主要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本身也是江湖詩人的一員,這恰成為宋代文學下移的表徵之一。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王瑜副教授《歐陽修的譜錄撰述與經史之學》一文則重在觀察譜錄之學與經史之學之間的關聯。文章指出,要認知歐陽修的譜錄之學,須將其置於歐陽氏一生的文化事業與學術活動中進行考察。可以說,經史之學是其譜錄之學的基礎,而譜錄之學則是經史之學的延伸:一方面,譜錄之學有經學傳統之源;另一方面,譜錄之學具補益史學之用。

北京大學王啟瑋博士《言論?修辭?觀念——北宋仁宗朝士大夫黨爭再探討》一文,從以往學界關注較少的慶曆士大夫的對立面——以呂夷簡為首的呂黨入手,全面梳理雙方的政論之辭,並從雙方的毀譽之辭中尋繹出「言論—觀念」的結構性對抗,即呂、范二黨分別持有「老成」「英俊」兩個完全對立、倒錯的話語系統,而由此造成政治理念的結構性對抗則是黨爭的起因之一。同時,藉助社會學「角色叢」的概念,王文認為,政治理念的結構性對抗之原因可歸納為儒生與文吏之爭,進而根據政治理念的差異,又可將慶曆年間政治譜系劃分為元老舊臣、慶曆士大夫、慶曆同年黨、蘇梁黨人四個方陣。文章強調,北宋激烈黨爭的背後,是士大夫之間不斷強化的「言論—觀念」的結構性對抗。

蘇州科技大學周揚波教授《宋代小學的構建及其影響》認為,以朱熹為核心的宋代理學家群體,通過發掘「三代」小學先禮後文、有教無類的精神資源,構建成禮規、義理、性理三面向的小學體系,開啟了小學教育全面普及的里程。以程端蒙和陳淳為代表的朱門傳人繼承了朱熹的小學體系,入元后則出現了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並成為元以下兒童學習的指導綱領。儘管程端禮將朱熹禮規、義理、性理三面向的比重排序顛倒,但仍然兼顧了理想與現實。宋以下首重性理、崇尚倫理又兼重踐履的童蒙教育特色,也因而成為整個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底色。理學構建小學的意義與西方新教改革促成小學教育普及類似,但早於後者至少三百年。

南宋的學派在古文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而隱性的作用。台灣「中央」大學鄭芳祥助理教授《薛季宣奏議、書信與〈書古文訓〉關係研究》一文試圖解答薛季宣學術思想與古文創作之間關係何在的問題。薛氏的古文融入了「以而遺之」「觸類而長」的《尚書》學研究方法,從而發揮了永嘉學派經世致用的精神。薛季宣《書古文訓》與奏議、書信所論政治思想與時事議題,可析為「知人」「安民」「敘、謀」三方面內容。由此可知,薛氏《書古文訓》與奏議、書信的關係密切,是觀察南宋國是議題以及學術影響古文創作的良好案例。

華中師範大學蘇小露博士立足於東亞文化圈的視野,考察朱熹《家禮》在朝鮮半島的流傳情況。其宣讀的《古朝鮮學者對朱熹〈家禮〉版本的不解與誤解——兼談〈家禮〉的版本系統》一文認為,為《家禮》作註釋的中國學者代不乏人,由宋迄明,註釋被不斷疊加和整改,以至《家禮》的版本系統異常複雜多樣;但在研究和遵行《家禮》的朝鮮李氏王朝,流行和使用的版本多是單一且時代較晚的明朝《性理大全》本。因地域所限,在朝鮮朝的學者無法見到更多、更早的《家禮》版本的情況下,把宋刊本和《性理大全》本中的注文混為一淡,並對注文的作者有諸多爭論、疑惑和誤解。

常州工學院于士倬副教授所宣讀的《南宋後期宰屬任官考述》一文重在梳理檢正、左右司等宰屬任官的基本信息。在通過考辨並明確了檢正、左右司官制衍變情況之後,文章又以細緻的文獻檢索,對南宋後期檢正、左右司的人事進行了全面的考證,分別整理出檢正名單(43人)、左右司名單(87人),從而明晰了上述兩職的入官、出官情況,此外,還統計了相關人員的科舉出身、籍貫、兼職等信息。據此可知,南宋後期的宰屬任用越來越重視任職經歷與經驗,並逐漸回歸其「要而不清」的本質。

在閉幕式上,杭州師範大學范立舟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劉成國教授、華中師範大學羅昌繁博士、蘇州大學丁義珏博士先後發言。最後,與會學者普遍認為,在當下的語境中,文史融通已成為學術發展的一種趨勢,宋代文學研究者注意吸收宋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宋史學者開始留意宋代文學研究方面的新動向,並逐漸常態化,文史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之間展開對話與切磋十分必要。然而,要真正做到文史交匯並非易事,諸如視野、方法、機制等學理層面和現實層面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討和解決,「匯通文史」依然任重而道遠。

八、群體與階層的立體觀照杭州師範大學樓培老師《北宋洛陽文人集團的詞體創作與詞史意義》一文,與人們多關注該集團在詩文革新上的意義不同,討論其在詞體創作上的貢獻。文章先歸納了該團體的創作機制,即在從容閑暇、文酒詩會的環境中,由幕主錢惟演倡導提攜,諸文人才士應和,配以歌妓為中介的歌舞佐酒與填詞聽歌。文章還從歐陽修的詞體創作切入,審視該團體的影響:一方面,與詩文相類,歐詞中亦有書寫其「洛陽情節」;另一方面,與錢惟演等的唱和也促進了歐陽修自覺貫通南唐、吳越的詞學傳統,創作諸多情理相融的士大夫詞,成為「南詞北進」的重要一環。

杭州師範大學尤東進副教授《北宋文武換官的緣由與途徑考述》一文考察了北宋時期的文武換官制度(也稱「換秩」或「換職」)。當時,文資轉武資的緣由主要有四:一是追求高俸祿,二是規免解官持服,三是文士武舉及第或朝廷獎勵、提拔文士中有武勇者,四是文官成為外戚或與宗室聯姻。而武臣轉文臣的情形主要有三:一是因蔭封得武資者,在科舉上獲得成功后可轉文資;二是恢復文資;三是武臣習文或通過一定的考試,得到認可,即可改換文資。武臣轉文資的考試存在一個長期演變、發展的過程,至北宋徽宗崇寧年間形成了嚴格的、明晰的「武官換官試法」制度,併為南宋所繼承。相比之下,武官轉換文資相對而言比較嚴格,存在諸多障礙。

作為現存目錄學著作中所記載的最早族譜類文獻以及流傳至今最早的皇族譜牒,《仙源類譜》、《宗藩慶系錄》有着極為特殊的價值。中國計量大學何兆泉教授《宋寫本〈仙源類譜〉〈宗藩慶系錄〉的再發現》一文立足於新近發現的幾種殘本、抄本,儘可能釐清宋寫本的存世基本面貌。文章指出,宋寫本《仙源類譜》、《宗藩慶系錄》主要庋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另有宋殘葉及清抄本見藏上海圖書館。宋寫本歷南宋、元、明、清七百年深藏無聞,其意外發現與近代內閣大庫檔案的公開整理直接相關。結合鈐印及夾簽可考見上海圖書館藏宋寫本、清抄本源出江蘇寶應劉氏「食舊德齋」,受張之洞委派參与內閣檔案整理的劉啟瑞是隱藏在寫本背後的關鍵人物。上海圖書館藏宋殘葉系國家圖書館藏《仙源類譜》散出佚文,南北殘帙能夠銜接「合璧」。此外,羅振玉私藏「宋玉牒寫本殘葉」其實出自嘉定十三年史彌遠提舉編修《三祖下第七世宗藩慶系錄》,並非羅氏所猜測的屬別種體例的譜牒文本。

長江大學孫繼老師發表的《宋代鹿鳴宴探微》一文先是對宋代鹿鳴宴的舉辦情況進行了鳥瞰,繼而分析宋代鹿鳴宴與鄉飲酒禮之間的關係,在此基礎上考察了鹿鳴宴的經費來源,並歸納出鹿鳴宴的增強地方社會凝聚力、提升地方文化聲望、穩定地方社會秩序等實際意義。

會議︱人物·文本·地域:宋代文史的溝通與對話

工作坊為期一天半,以分組的形式,共舉行了十二場討論會。與會學者以文史融通的視角,從人物、文本、地域等相關議題切入,圍繞着十余個專題,展開了多維度、深層次的研討,力圖呈現宋代文史的多重面相。

上海師範大學趙龍副教授提交《四庫館臣對宋人筆記分類的早期認知——從〈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談起》一文,將《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與《四庫全書總目》中所錄筆記進行對比,試圖研討「四庫館臣」對於宋人筆記認知的變化。從文中可知,《存目》與《總目》所收錄的筆記總數不同,二者均有着錄的筆記為90種,而其中僅有27種在類別歸屬上完全一致;餘下63種不僅存在小類上的變動,如從史部別史類改入載記類、史部雜史類改入地理類等,也出現大類上的調整,如從子部改入史部,或由集部改入子部等。此外,「四庫館臣」還在《存目》中對筆記的真偽、書名、著者、版本等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考辨,為《總目》的順利編撰奠定了積極有利的基礎。

中南民族大學邵大為老師《南宋人文景觀畫像初探——方法篇》一文側重於以GIS技術對人文景觀展開研討,努力進行方法上的嘗試和方法論上的思考。文章從《方輿勝覽》切入,嘗試通過數據建庫的方式為南宋人文景觀畫像提供基礎,並具體以杭州西湖為例,初步驗證藉助計算機技術半自動化建立景觀知識圖譜的方法。文章強調:在充分數據準備的基礎上,藉助數據建庫的方法,既可從廣闊的時空角度觀照人文景觀的整體面貌,也易於從細節局部建立人文景觀的各類知識關聯,為景觀畫像提供一種有別於傳統研究的新手段。

三、兩宋制度的動態演進上海師範大學雷家聖副教授《理想兵制的困境——宋神宗時期「保甲法」的再探討》一文對熙寧變法中的「保甲法」進行了檢討。文章認為,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存在諸多問題。首先,由於訓練不專、訓練時間短,保丁的實際戰鬥力有限,故而戰爭時大多僅能發揮搬運糧草等輔助作用。其次,王安石變法缺少整體的配套規劃,且與募役法相衝突——百姓依照「募役法」免服差役而繳納免役錢,卻又須按「保甲法」充保丁,百姓差役未減卻多繳了一筆免役錢,負擔變相加重,導致民怨沸騰。

杭州師範大學馬強才副教授則注意到了「宋人注宋詩」中所隱含的政治信息,其《政治立場與箋訓用心:李壁注王安石詩發微》一文認為,沒有選擇鄉先賢三蘇的詩文來註釋,而着力箋訓掀起熙寧變法的王安石詩文,李壁實有自己的「私心」。註釋詩作之時,李壁援引大量史料,揭示王氏私德、學問和政見,意欲塑造值得肯定的著者形象,從而為自己曾經動議的北伐之類政治舉措張本。

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周運中博士提交的報告主要考察了南方移民中的「南雄珠璣巷」傳說。他的《南宋南雄珠璣巷移民珠三角考實》試圖在文獻記錄之外,引入語言學、地名學、人類學等多種視角,明晰珠三角區域社會形成的大致時段。還結合周邊地域社會的具體情況,考證南宋初年南雄人南遷之史實,進而明確「南雄珠璣巷傳說」 在宋末元初就有着較為深刻的社會經濟基礎,並非明代的編造。

日本學習院大學段宇博士《歷史記憶的地域性轉變——以宋代金石學為著眼點的研究》一文試圖將金石學置於宋代觀念史的場域中進行考察。古器物之學多與禮制相關,而禮在古代是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歐陽修撰《集古錄》的動機,並非出於禮制研究,也非出於「推尊三代」的政治訴求,而源自一種非功利的、帶有自我意識的雅趣。不過,這種雅趣展示了中華正統王朝的強烈意識。而在南宋特定的背景下,金石學成為重建朝廷禮儀的重要依據。與此同時,金石(尤其是石刻)逐漸成為文人吟詠唱和的對象,一方面體現出文化的再生產,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歷史觀念的地域性轉向。

上海師範大學劉宇副教授引入了西方經濟學家凡勃倫提出的「有閑階級」概念,對宋代士人階層進行了宏觀的考察。他所宣讀的《宋代的有閑階級:以筆記為中心的考察》一文認為,宋人的筆記正是「有閑階級」在「有閑創作」中所取得的成果,而筆記中也記載了「有閑階級」在物質、知識、德行、信仰等領域的訴求,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寄託了他們的尚武精神。

浙江大學張婧博士所關注的是南宋士人對陷金遺民的真實認知與文學表達之間存在差異。她在所提交的《論南宋陷金遺民的差異化書寫》一文中指出,在文學作品中,南宋士人對陷金遺民的衣冠服飾、年齡結構、生存狀態以及政治立場的描述均存在一定變形。文本中「追憶」和「紀實」的不同,是差異化書寫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至於這種差異化書寫的影響,主要存在於以下兩端:一是建構了「陷金遺民」這一富有政治意味的新意象,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文體界線,拓展了紀行詩詞的文體功能。

北京師範大學王欣悅博士試圖從唱酬中,尋繹社交活動與楊萬里詩歌之間的關聯。她所提交的《楊萬里交遊詩與淳熙後期的臨安詩壇——以〈朝天集〉〈朝天續集〉為中心》一文,首先對楊氏在京時期的唱酬對象進行了梳理與分析;再將送別詩置於館閣制度文化的語境中,探查朝官文人交遊群體對楊萬里交遊生活、詩歌內容的塑造作用,例如在體式上以結構整飭工穩、易於對仗用典的七律為主,在風格上則趨於沉雄、沉鬱、壯闊——這些都與誠齋體有較大的差異;繼而從二集的序言中可知,臨安的文學交遊是楊萬里以詩壇盟主的身份傳播自己的創作成就、獲得詩壇聲望的重要場域和推動力量。

四、多維視角下的地方社會河北大學張勇老師《銜接與分隔:南宋物資轉輸區域的互動》一文指出,南宋時代的物資轉輸區域形成后,產生了飛地和本體之間的新形態。各大物資轉輸區域之間形成了銜接和分隔這樣兩種存在狀態:在銜接狀態下,有中間區域將兩個不同質區域銜接起來,起到了連接兩大區域物資轉輸的作用。中間區域所設的轉般倉是維繫兩大區域的物資轉輸聯繫的跳板;在分隔狀態下,某一區域可以代發、儲存的形式對另一區域產生影響。這兩種互動說明:在南宋總領所制度下,物資轉輸區域更加無序化,且可跨區域和其他總領所轄下的區域發生聯繫。

浙江大學束保成博士提交《南宋武臣磨勘敘遷制度探析——以〈吏部條法〉所載制度規範為中心》一文,以《吏部條法》為基本依據,從無品武官、小使臣、大使臣、高級武臣四個角度,對南宋武臣磨勘敘遷制度進行了梳理。文章指出,南宋武臣的磨勘敘遷制度中,不僅有軍功優賞等優待政策,也存在一系列的止法條令,其深意在於「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祖宗家法,並進而可知兩宋對武臣一直採取「厚其祿而薄其禮」的基本政策。

一、歷史人物的再解讀武漢大學譚新紅教授提交《夏竦綜論》一文。此文對夏竦的一生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夏竦有史才,長於詩歌、辭賦、詔誥等諸多體裁且秉持致用的文學觀,在地方上的政績亦頗為可觀,在軍事思想尤其是對夏戰略方面堅持以守為主的戰略,在個人品德方面能做到仗義執言、有所操守。而他不能容人之過、報復心重及私生活有虧,則是其被目為「姦邪」的主要原因。

北京科技大學樋口能成老師的《南宋建炎年間の在京榷貨務と東京失陥の關係について》一文着重從遷移的角度,考察作為南宋財政基石的榷貨務與朝廷政治走向之間的關聯。文章描繪了榷貨務逐漸由京城遷出的路線,確認其最終併入行在榷貨務,並斷言此舉可視為南宋中央政府在開封府陷落之前即已放棄首都東京的宣言。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劉縉副教授的《試論張商英的佛教形象塑造》一文着重探討宗教對於歷史人物接受的影響。通過與《宋史》本傳的比較,發現《五燈會元》等佛教文獻在記載張商英時,除了側重點的不同外,還不乏刻意塑造的成分。這折射出了士大夫階層對於佛教的接納以及佛教為獲得話語權所作出的種種努力。文章還強調,宋代宗教文獻對於歷史人物的書寫帶有明顯的傾向性,今人在考察人物時須注重不同類型文獻的對比、甄別與研究。

工作坊開幕式由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劉正平研究員主持,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陳兆肆教授,中國宋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沈松勤教授,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粟品孝教授先後致辭,工作坊召集人之一、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林岩教授作了主旨說明。

《文公家禮儀節》是明代著名學者丘濬在朱熹《家禮》的基礎上改編的一部實用性禮儀書籍。杭州師範大學姚永輝副教授着眼于這部書籍的編撰方式及其所反映出的編者的觀點與立場。她的《重尋「吾禮之柄」:丘濬〈文公家禮儀節〉的文本生成理路》一文認為,為了使禮儀之文通俗易懂且切實有用,丘濬在體例和結構上作了較多改動:將通禮、冠、昏、喪、祭主體內容分為七卷,每卷又包含儀節、余注、考證、圖式四大版塊,最後附以圖式說明。在內容方面,丘氏採用了改寫、補充、移動和增詳四種改造策略。「考于文勢」是他進行補充與考證的主要依據。而這一切改造都是在「禮俗相得」的總體目標下完成的。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胡潮暉《〈兩朝國史〉「是丁謂」初探——兼論丁謂形象的演變》一文則重點關注黨爭對於人物接受的影響。文章首先對讀了《宋史·丁謂傳》與其所本的《兩朝國史·丁謂傳》,指出後者代表了變法陣營認可丁謂的觀點;前者雖承襲了後者所載之史實,但立足於理學化歷史敘述,在史論部分對丁謂予以全盤否定,從而確立了其「姦邪」形象,此種印象在明人的宋史著作中得到進一步強化。胡文強調,明確《兩朝國史》與《宋史》之間的敘述差別,可為理解真、仁之際政爭以及北宋中後期的政治文化提供一新穎視角。

上海大學張呈忠副教授《北宋後期役法變革中的蔡京》一文則從特定時段的歷史事件中考察人物所扮演的角色。邵伯溫《聞見錄》中的蔡京在役法變革中觀望反覆的態度與行為,奠定了後世史書中蔡京「奸臣」論斷的基調。然而,人們所普遍接受的「蔡京迎合司馬光」的說法存在諸多疑點:蔡京于紹聖時堅定地主張免役法,非是為迎合章惇;于哲宗親政時也是堅定地主張免役法,且在《紹聖常平免役敕令》的制定上貢獻最大。對於蔡京本人而言,他對免役法等新法的堅持為其在徽宗朝贏得了重要的政治資本。

二、兩宋學術的多重面向華東師範大學劉成國教授發表《〈弟子記〉與北宋中期儒學——以劉敞、王安石為中心的考察》一文,認為四庫館臣「《弟子記》多攻王氏新學」的論斷沒有考慮到劉敞的卒年而錯將仁宗嘉祐朝儒學思想之間的對立、衝突,置於新舊黨爭的語境中,至於經學史上「王安石修經義本于(劉)敞」的說法更不足為據。文章指出,劉敞《弟子記》與王安石學術思想存在的差異,可概括為「教化之儒」與「功利之儒」兩種模式的對立,即前者中呈現的強調社會自治、禮樂教化為主的儒學思想與後者積極有為的儒學思想之間的對立。此種對立在仁宗時代就已有之。儒學內部的分歧及其所衍化成的政爭,是神宗和王安石所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山西大學張吉寅副教授《從「應天以文」到「畏天典範」:宋仁宗的災異觀念與後世詮釋》一文力圖在揭示宋仁宗災異觀念的發展過程、政治表現的基礎上,考察時人及後人的評價及立場。在仁宗災異觀念的形成過程中,除命人編撰文獻,還主動自撰著作並諮詢大臣。文章以「祈禳」、「改元」為例考察仁宗災異觀的政治實踐,並注意到仁宗無論如何行動,都不能滿足士大夫群體個性化的期許,反而得到「應天以文不以實」的批評;與此相反,南宋人對於仁宗之所為評價頗高,甚至將其奉為「畏天修德」之典範,則是士大夫在王安石變法後集體記憶與歷史經驗的一種反映。

2019年8月17-18日,「人物·文本·地域:宋代文史的溝通與對話」學術工作坊暨江浙滬宋史青年學者沙龍第二十次討論會於杭州師範大學順利召開。本次學術工作坊由「江浙滬宋史青年學者沙龍」與「武漢宋代文史同人會」共同發起,由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主辦,集結來自海內外數十所高校及科研單位的五十余位學者,圍繞大家共同感興趣的議題,進行了廣泛的切磋、討論。

蘇州大學丁義珏副教授《自適·共樂·教化——論北宋中期知州的公共景觀營建活動》一文重點指出,北宋中期,士大夫知州們曾一度積極在子城郡圃以及邑郊修建供官民觀游賞玩的亭台館榭等公共性的景觀建築。這股營建熱潮在仁、英兩朝集中出現,並非因朝廷中央的倡導,而是來自士大夫們自發的推動,甚至被當成地方政務的重要一環。神宗即位后,即加強對此的審查與壓制,政風一變,熱潮中輟。就主觀目的而言,北宋士人營建景觀雖承唐以來的傳統,但景觀不再被當作寄託「吏隱」的小天地,而是能讓他們修心娛情,以便更好投入地方政務的場所;同時也是引導民眾走近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審美趣味,最終起到儒家化移風俗效用的場所。

福建工程學院楊億力老師關注的是元人在社交過程中所運用的特殊文卷——「贈行卷」。在《「贈行卷」與元代士人的交際》一文中,他首先對「贈行卷」作了一番定義——「贈行卷」是流行於元代、主要收錄友人贈別詩的一種文卷,同時指出這種文獻雖沒有原本傳世,但其中的不少餞別詩、題辭與序跋留存於元人別集之中。文章還對「贈行卷」的彙編方式進行了考察,指出元代地方士人在官員和名士離任或遠行之前,常會為其編輯「贈行卷」。有時,這種行為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而那些聲名未顯的士子只能奔走于名公之間,甚至以空白的捲軸討要送序、求取贈別詩,再以之彙編成卷。至於「贈行卷」的功用,文章將其歸為兩端:一為提升士人的名望,二為友人給予的同情、勸慰和建議。

九、士人社交與文學生態「饋贈禮物」是一項常見的社交行為。武漢大學汪超副教授《秀才人情:蘇門文人的禮物與詩文》一文,試圖從蘇門文人「饋贈禮物」切入,考察詩歌在饋贈活動中的意義以及所受到的影響。蘇門文人的饋贈形式多樣,如濟貧救難、日常生活、文房實用、鑒藏雅玩等饋贈。而超越物質之上的詩文,更為禮物的贈受雙方提供了溝通、聯結的平台,體現了「禮」的內涵。此外,士人饋贈相關的詩作是個人態度的表達,體現着他們在群體中的位置;在鞏固彼此情感聯繫的同時,更是宋代文學日常化書寫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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